黑暗时代的良知
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2月23日~1969年2月26日）是二十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喜欢雅斯贝尔斯。但我最开始喜欢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哲学，而是因为他对待爱情和家庭的态度。
雅斯贝尔斯是雅利安人，但他的妻子是犹太人。
在纳粹上台后，因为妻子的犹太人身份，雅斯贝尔斯受到迫害。这位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不仅失去了工作，而且他本人也随时面临被送到波兰集中营的危险。
妻子格尔特鲁德不愿意连累他，要求雅斯贝尔斯放弃自己。但雅斯贝尔斯说：
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的全部哲学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句话让我产生了一种“嫁人当嫁雅斯贝尔斯”的肃然起敬，这是一个知行合一、说到做到不虚伪的君子。
后来，雅斯贝尔斯和妻子一起计划出逃到瑞士，又被纳粹发现并扣留了。纳粹同意雅斯贝尔斯出境，但条件是留下他的妻子。
雅斯贝尔斯拒绝了这个条件，他陪伴自己的妻子一起留了下来。
一批批的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德国的反犹行动愈演愈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要听到门铃声，雅斯贝尔斯夫妻都会心惊肉跳。
有一次，雅斯贝尔斯对他的学生德莱施尔说：我真的需要一把手枪，只需要轻轻地一扣一切就都结束了。
他没有得到手枪，但是自杀的毒药却一直放在他家的橱柜中，夜间则放在了床头柜上。
1940年11月16日，雅斯贝尔斯在日记中写道：
万一格尔特鲁德被这个国家殄灭了，而我却幸免于难，那我将形同猪狗，无足挂齿。我对格尔特鲁德负责，她对我负责，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庇护……如果在我没有与格尔特鲁德偕死的情况下人们将殛灭她——强迫的离散也将等同于死亡，自愿的离散是不可能的——那么我的著作也就消亡：只有出自我们坚贞的忠诚之本身，它才会生长并且叶茂根深。背叛的行为会摧毁我们存在和这部著作的实体。
雅斯贝尔斯的信念非常明确：如果要杀掉他的妻子，那就得连同他一块杀掉。
这也再次证明了雅斯贝尔斯的知行合一。雅斯贝尔斯认为，自己的作品中崇尚对爱的忠贞，对人性良善的坚守。
如果放弃了人性良善和爱，那么，自己的作品也将毫无价值。
雅斯贝尔斯已经没有了工作，很快又被剥夺了出版著作的权力。
在接下来的时间，雅斯贝尔斯除了等待死亡以外，他在纳粹铁蹄下做的另一件事是：写书。
虽然在德国已经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会出版他的作品，但雅斯贝尔斯仍然坚持写作的习惯。
有一位年轻人问雅斯贝尔斯：你为什么还在写书呢？它不仅不能出版，而且有一天你所有的原稿都会被烧掉。
雅斯贝尔斯回答说：
如果有一天人们起来推翻暴政，我不愿两手空空地站在那里。
雅斯贝尔斯笃信纳粹必定会灭亡，他满怀信心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就象泰戈尔所说：“不要着急，最好的东西总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后来，盖世太保给雅斯贝尔斯安排了一个女佣。这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名义上是女佣，实际上是来监视他的。
出于安全考虑，雅斯贝尔斯不得不将两皮箱未完成的手稿交给了他的女学生德莱舍尔，由她带到她在慕尼黑的父母家保存。这其中包括1947年得以出版的《论真理》（Von der Wahrheit）一书的手稿。
到1945年时，纳粹终于失去了耐心，预谋于1945年4月14日将雅斯贝尔斯夫妇遣送走，以作为“最后解决”的措施。
纳粹的计划没有实施。美军于3月30日提前占领了海德堡，雅斯贝尔斯夫妇幸运地摆脱了在劫难逃的厄运。
在纳粹执政时期，雅斯贝尔斯始终保持了一种不屈服、不合作的态度。即使在最恐怖的时期，雅斯贝尔斯常常将用于自杀的毒药丸带在身边，但依然表现出了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本色：松色不肯秋，玉色不可柔。
来看看同一时期德国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希特勒上台后，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都选择了与人类历史上这一最野蛮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合作，其中还包括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的海德格尔。
在1933年5月，纳粹在全国大范围地煽动了一场焚书运动，众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
全德国的知识界都保持了沉默，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甚至还有一些学者主动出现在倍倍尔广场上，与狂热的青年们同流合污。他们中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诗人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学者汉斯·瑙曼……
在1933年秋天，由哲学家海德格尔带领，近千余名教授公开宣誓，表示支持希特勒和效忠纳粹政权。
在《第三帝国的兴亡》（1996年4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中，作者威廉·夏伊勒著将这一幕称为“使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
就这样，大量才华横溢、曾经璀璨夺目的诗人、学者，匍伏在纳粹的脚下，毫无原则地为权势者大唱赞歌。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集中营的罪恶被公开，“几乎全世界都在控告德国和德国人的罪行”。
但德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急于为自己辩护，或者以纳粹“受害者”的身份为自己开脱，或者以自己对纳粹暴行的“无知”为自己开脱。
曾经附逆纳粹，明确支持纳粹的种族思想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便把一切罪恶归于希特勒，他拒绝认错，公开声称，除非希特勒活过来向他道歉，然后他才会向公众道歉。
1946年,雅思贝尔斯发表了《德国人的罪责》一书，以其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担当精神指出，每个德国人都是有罪的，无论他是否具体参与过纳粹政权的罪行。
在《德国人的罪责》一书中，雅斯贝尔斯写道：
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是一座监牢。(德国人)让自己被关入这座监牢，犯有政治罪过。牢门一旦关闭，从内部打破监牢便不再可能。
然后，雅斯贝尔斯进一步追问，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再也无法破门而出的地步？
人们常常漠视发生在身边的恶，一个常见的理由是“我无能为力”，于是选择了“同流合污”。
雅斯贝尔斯承认这一点，任何道德法则都不能要求人们去壮烈赴死，“在极度危险的灾难情况下，苟且偷生本是人之常情。”
但是，雅斯贝尔斯指出，因无能为力而不行动或“同流合污”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你“总是会有一些行动的余地”，这种行动或许微不足道，但仍然“多少有一些效果”。
纳粹于1930年毁宪专制，1934年血腥清洗，1938年排犹，直到发动战争……
德国之所以一步步堕入深渊，并不是没有人发现纳粹的罪恶，而是大家在纳粹邪恶昭彰的时候选择了苟活，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人不象人”的地步。
雅斯贝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以为的苟且，其实是罪恶的帮凶。
雅斯贝尔斯同时认为，纳粹的作为不仅是德国人的耻辱，而且是整个人类的耻辱。纳粹的作为让人们痛苦地看到，人性可以黑暗到什么程度。
在《德国人的罪责》一书中，雅斯贝尔斯反复警告人们：
现代国家中并不存在世外桃源。
“世界”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共同人类的概念。我们应该以“人”的视角去看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中发生的人性灾难，都是对全人类的侵范和损害。漠视这些灾难，全人类都是有罪的。
雅斯贝尔斯认为，反思和战胜一个国家中发生的人性灾难，不仅有助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劫后重生，而且更有助于整个人类不断共同提高普遍的人性。
针对二战这一人类的大浩劫，特别是针对纳粹犹太人大屠杀，雅斯贝尔斯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警世之言：
已经发生的事件就像一种警告，遗忘已经发生的事件也是一种罪责。人们应当经常回忆这种罪责。发生这种事件曾经是可能的，而且这种事件有可能随时发生。
在黑暗时代，坚守信仰、原则、真理……是否还有意义，为之受苦受难甚至献出生命是否值得?
这是雅斯贝尔斯的学生汉娜·阿伦特曾经用很长时间去思考的问题。
在《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这本书中，汉娜·阿伦特说，当黑暗时代来临时，大量知识分子不是竭尽全力打开暗室中的一线缝隙，透过一丝光亮，而是相反。他们常常利用自己的“话语权”隐瞒真相，助纣为虐。
因为，在黑暗时代为寻找光明要付出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价；而沦为黑暗的帮凶，不仅十分安全，还能获得来自“黑暗”的巨大利益。
但雅斯贝尔斯表现出了与这群自甘堕落的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勇气和顽强。
当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雅斯贝尔斯已经五十岁了。在巨大灾难面前，这位伟大的早已功成名就的哲学家，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外部的强大压力，坚守了良知。
从老师的身上，阿伦特看到了良知的力量。在看似无意义的时刻，仍有人坚持有意义的追求。
因此，阿伦特认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阿伦特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是在黑暗时代给人们带来光亮的点灯人。他们毫无保留地暴露一切罪恶，又睿智地预言即将到来的恐怖，叫醒酣睡中的人们。
黑暗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他不会使人类完全绝望，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拥有一些点灯人。有了他们的努力，再漫长的黑夜也无法阻挡黎明的到来。